时尚中的精神和思想中的时尚

马永建

　　刘庆元的艺术观点在今天的艺术环境中看起来显得颇为特立独行，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并没有被当下艺术圈子中某些潮流性的因素所左右，而始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注和呈现我们的当代生活。
　　在刘庆元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也最容易令人产生质疑就是他所选择的媒介——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的媒介供艺术家选择，“艺术语言”的大门开的越来越大的时代，作为年轻艺术家的他却选择了一种看起来似乎已经过“过气了”的媒介——黑白木刻作为自己艺术的主要载体，并且努力的在这个方向上前行，这就不由得使人对他的创作意图产生某种好奇和猜测的心理。因为单从表面上来看，与不断地在我们眼前晃动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产品相比，黑白木刻这种形态一点都不具有“时尚性”，相反，它似乎已经是从尘封的记忆中翻找出来的某种“历史遗留物”。当人们对于视觉刺激的心理预期越来越高，刺激周期越来越短的时候，连所谓“电子影像”、“数码影像”都未必能满足人们对于视觉的偏执要求的时候，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黑白木刻这种形态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可是，有趣的是，刘庆元的作品却时不时的让人产生某种想要驻足观看的念头。虽然只有黑白两色，但它们给人的感受却不是“粤语长片”式的拖沓和沉闷，而往往是令人眼前一亮。这显然是由于刘庆元作品中的那些形象独特而且触及到了观者的心灵。因此很明显，刘庆元选择木刻这种表现形态，并不是像那些“粤语长片”的Fans们那样，源于一种怀旧或者守旧的心态，而是试图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现对于当代社会的观感。

众所周知，木刻这种形态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实际上是和“左派”以及“革命”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像中国的左翼木刻运动以及德国的表现主义等都与木刻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这些运动和流派所具有共同倾向性就是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的批判，所以木刻在这些艺术家的手中甚至变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感体现或者“战斗的檄文”。由于这些运动和流派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些因素甚至成为了黑白木刻自身所附带的某种信息。而刘庆元选择这种媒介特性也许就是基于传递上述信息的考虑，基于能够体现某种知识分子情感的考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时空的转换使得艺术家所面对的生活情境和各种问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媒介本身似乎并不能够代表一切，关键是艺术家自身的判断力和把握形象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选择木刻的当代艺术家，必须要走出木刻前辈们的“身影”，确立这一形态在当代文化背景中的形象。在这方面刘庆元表现出了一种清醒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从他较早期的作品《现实一种》到后来的《风景》乃至近期用电锯完成的《碎片》系列，这种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过，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黑白木刻这个概念以及自己对当代生活的观感。也许有些人感觉刘庆元的作品与20世纪的木刻前辈们的作品之间有着某种“神似”感，但是这种神似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走入刘庆元的黑白世界造成的，而我们一旦深入的去观看他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在他较早期的《现实一种》系列作品中，他通过关注和呈现来自当代生活中的各种形象的方式使自己木刻与当代社会之间建立联系。从这个系列的作品来看，刘庆元在对形象地把握和处理方面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对形象的捕捉往往能够一针见血，使观者对他所试图呈现的情境一目了然从而产生会心的一笑。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当代生活环境中出现的各种形象——城市中的小资、狂热的音乐青年、无聊的人群以及在城市的街道中走过，追求时尚而又没有具体生活目标的年轻人等等，都一一在他的作品中闪现出来。他把这个系列称之为“现实一种”，也许目的是想通过他的木刻刀对这些形象定格、放大，从而使观者看清楚这些形象——因为观众也许就是他所创造的形象中的一分子或者是旁观者，但是由于自己置身于其中或者被当代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搞得麻木了之后，无法看清楚自身的形象。而到了近期完成的《碎片》系列中，刘庆元试图对木刻进行重新诠释的意图开始变得更加明显——他使用电锯来制作一些比较大幅的作品——电锯的使用，使得通常意义上的木刻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木刻中那种所谓的刀刻韵味以及对木刻刀驾轻就熟的使用已经不存在了，除了黑白木刻中那种黑与白之间的强烈对比被保留了下来之外，一切都带有一种生涩感、不确定性与掌控上的难度。我们可以想象在电锯的刺激声中以及强烈的振颤中形象的诞生过程——由此而产生的形象也与他早期的作品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那种确定性的、定格的形象被模糊感所取代。人们在这些作品中能够看到那些自己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面孔，但是这些面孔似乎被一些带有破坏性的力量所撕毁，从而变得面目全非。这种不确定性对人的刺激是视觉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当下的人们的某种心理状态的体现。总之，在刘庆元林林总总的作品中，原本人们认为应该是寂静甚至是乏味的黑白世界中，却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生观感和各种嘈杂的声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关注与思考。

我觉得刘庆元的作品至少在三个方面能够引发我们的思考：一是艺术与时尚的关系问题，二是艺术家的个性问题，三是艺术家需要做点什么的问题。首先从艺术与时尚的角度来看，刘庆元的作品显然不够“时尚”，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利用当代社会和当代技术发展在媒介上给他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与那些不断尝试各种新媒介的艺术家相比，他作品中的媒介显得“传统”而且单一。而且与当下艺术圈子中很多人高谈阔论的所谓“宏大主题”、“文化对抗”、“当下的命题”等讳莫如深的说法相比，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观念是比较清晰而且直接的，他始终遵从了自身的感觉，从一些当代生活中具体的问题入手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但如果因此认为刘庆元的作品“守旧”或者缺乏所谓的“观念”的话，我觉得是对当代艺术精神的曲解。因为有一些问题我们始终不能忽略，即当代艺术的价值是否仅仅体现在媒介的新颖性上？艺术家是应该追逐所谓的思想潮流还是应该尊重并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感受？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所谓的多元化的问题？事实上，从前一个问题来看，当“当代艺术”逐渐走向观念形态的时候，这种“媒介决定论”已经明显的过时了，因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是艺术家传递观念的一种中间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关键是艺术家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选择某种媒介以及如何去使用这种媒介。在这方面，刘庆元在他的作品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比较成功地将一种几乎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媒介与当代生活之间建立了联系，并且以此能够触及人们的心灵或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可以说，他对于这种媒介的使用是相当成功的，他作品中的“时尚”或者说“当代性”更多的是体现在观念层面，体现在他对当代生活现象的思考与批判上。从后一个问题来看，所谓的“宏大主题”、“人类的终极关怀”、“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等等问题不是不应该关注，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取得艺术上“成功”的筹码，作为迎合某种文化口味的手段，那这种所谓的文化精神就很值得怀疑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刘庆元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思考方向，他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一个个形象串联起了自己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思考，这种感觉既是具体和个人化的，又是具有引申意义和说服力的。这实际上又引申出了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即艺术家的个性与艺术家需要做点什么的问题。很显然，个性所指的应该是艺术家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他追随潮流的能力，在这方面，刘庆元始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在前行——在今天这样一个功利和浮躁的社会，刘庆元能够不去追随某种“业已成功”或者“流行”的模式，而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态去在他的黑白木刻世界中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情境，不断创造那些能够刺激我们心灵，引发我们思考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个性的体现，也是一种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知识分子情感的体现。